吴怀东│杜甫的美学——《绝句四首》之三“两个黄鹂鸣翠柳”解读
编者按：本文发表于《杜甫研究学刊》2018年第3期，总第137期。
吴怀东
安徽大学文学院院长、教授
李白和杜甫，是盛唐诗坛上的“双子星座”（郭沫若语）。李白洒脱自由的人生观念和“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忆旧游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的诗歌美学追求，使得他格外偏爱绝句诗体，而杜甫“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的性格和美学追求，使得他对律诗情有独钟。其实，杜甫的绝句也有其特色。
《唐诗排行榜》（王兆鹏，中华书局2011年版）排名第一的是崔颢的《黄鹤楼》，第二名是王维的《送元二使安西》，第三名、四名是王之涣的《凉州词》和《登鹳雀楼》，第五名是杜甫的《登岳阳楼》。李白的《蜀道难》是第十名。这个排行主要是依据各种唐诗选本进行统计的。其实，如果从家喻户晓的程度来看，崔颢的诗显然不如李白、杜甫的诗歌，而同样是杜甫的诗歌，在我看来，作为律诗的《登岳阳楼》显然比不上一般的绝句，杜甫绝句创作数量并不少，有130多首，名篇佳作比例也很高，其中《绝句四首》之三“两个黄鹂鸣翠柳”就相当流行。这首诗看起来简单浅易，其实，内涵丰富，仔细研读，也能发现杜甫为人和作诗的某些特点。
一、貌似浅易的内容
《绝句四首》之三，全诗如下：
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
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
这首诗很多时候被家长用来教牙牙学语的孩子。没有生僻难懂的字词，而不像人们常常提及的杜甫代表作“三吏”“三别”诸诗，主题涉及政治与民生疾苦，其沉郁顿挫、啼饥号寒的风格让人心情沉重。初看此诗，文字不难，内容也很好理解，显得比较浅易：
第一，诗中有数字：“两个”“一行”，还有“千”有“万”，显得朴实、自然。
第二，诗中有色彩：黄、翠、白、青，而且，对比度很强，丰富多彩。宋代学者曾季狸说：“韩子苍云，老杜‘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古人用颜色字，亦须匹配得相当方用，‘翠’上方见得‘黄’，‘青’上方见得‘白’，此说有理。”
第三，诗中有物：黄鹂、翠柳，白鹭、青天，有窗有门，有雪有船，有山有水，甚至还有方位（东、西），丰富而秩序井然。
第四，诸要素互相关联，有声有色，且以动写静（含、泊），动静结合，富有生机活力。
杜甫并不是儿童诗人，而是他对自己生活于其中的草堂环境的刻意呈现，是纯真之眼对自然之美的发现。四句诗，看起来每句写一个场景或者画面：树上黄鹂，天上白鹭，窗外雪山，门前小船，看起来毫不相关，如清代学者仇兆鳌所说，此诗“咏溪前诸景。此皆指现前所见，而近远兼举”，其实，我们可以想象是作者似乎正在游目骋怀，静静地观赏这个环境，向读者展示草堂优雅的环境，由此可见作者生活态度之从容、闲雅。因此，这四句诗不仅呈现了草堂环境之美，还表现了诗人的欣喜之情。杨伦就认为“此皆就所见掇拾成诗，亦漫兴之类”，是景中含情、情景交融。杜甫此诗的内容，和他回到草堂之后所写的《春归》诗意相同：“苔径临江竹，茅檐覆地花。别来频甲子，归到忽春华。倚杖看孤石，倾壶就浅沙。远鸥浮水静，轻燕受风斜。”在外漂泊三年，如今应老友严武之邀重回草堂，这里的风云花鸟无疑都令他欣喜不已。阅读这首诗，读者的心情和杜甫一样，游目于眼前的自然风景，心态优雅而从容。
二、隐秘的信息与杜诗特有的“深度”
这首诗除了上述基本的写景抒情等信息外，还透露了其他重要信息。
关于本诗的写作时间，南宋学者黄鹤认为是唐代宗宝应元年（762）四月作，但是，其他学者都认为是广德二年（764）四月作。杜甫于唐肃宗乾元二年（759）底到达成都，乾元三年（760）春营建了草堂。唐代宗宝应元年（762）七月，杜甫送严武（前年冬，来蜀出任成都尹）还朝至绵州，会徐知道反，无法回到草堂，不得不滞留漂泊于绵州、梓州、阆州诸地，此行借用陈贻焮先生的话可以说是“难中逃难”。广德二年（764）二月，严武重回成都担任成都府尹，兼御史大夫，充剑南节度使，他邀请杜甫回成都草堂；六月，严武表荐杜甫担任节度参谋，检校尚书工部员外郎，赐绯鱼袋，官阶从六品上；次年四月，严武病逝，次月，杜甫就离开成都，举家东下。此诗正值杜甫从梓州漂泊归来，回到草堂，严武可能已经或正在与杜甫讨论出任之事。严武回成都，杜甫就回到成都，并出任严武幕府之节度参谋；次年四月，严武去世，杜甫即举家离蜀，由此可见杜甫与严武的密切关系。因此，杜甫回到熟悉的草堂，并且见到老朋友，心情当然十分欣喜，他通过四句环境描写，再现了草堂环境的安静、优雅以及个人生活、心态的从容、安闲。
不过，此时杜甫的心思是否就是如此单纯？或者说，这首诗要表达的心思是否仅限于此？我们认为并非如此简单。此诗最后一句“门泊东吴万里船”，即透露了杜甫对下一步去处的计划。此句使用了典故。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载：“万里架大江水，在（成都）县南八里。蜀使费祎聘吴，诸葛亮祖（饯行）之。祎叹曰‘万里之路始于此桥！’因以为名。”据《宋高僧传》卷五《一行传》记载，安史之乱起，唐玄宗逃至蜀地避乱，至成都，经过此桥，问左右此桥何名，下属对曰：“万里桥。”唐玄宗叹道：“开元末，有僧一行对我说：‘二十年后，国家将有难，陛下当远游，至万里之外。’”后来宋人范成大（苏州人）亲自到这里考察，其《吴船录》（卷上）记载说：
石湖居士以淳熙丁酉岁（按：公元1177年）五月二十九日戊辰离成都。是日，泊舟小东郭合江亭（按：今南河、府河交汇处）下。合江者，岷江别派自永康离堆分入成都及彭、蜀诸郡合于此。以下新津，绿野平林，烟水清远，极似江南。亭之上曰芳华楼，前后植梅甚多。故事：腊月赏梅于此。管界巡检在亭旁。每花开及三分，巡检司具申一两日开燕，监司预焉。蜀人入吴者，皆自此登舟。其西则万里桥，诸葛孔明送费祎使吴，曰：“万里之行始于此。”后因以名桥。杜子美诗曰：“门泊东吴万里船。”此桥正为吴人设。余在郡时，每出东郭过此桥，辄为之慨然。
此诗巧妙地嵌入了成都的地名或景点，“万里”与“西岭”相对，不仅满足了诗句对仗的需要，而且也暗示了他要离开成都，前往江东。宋代学者赵次公给这首诗作注，明确说：“公之志，每欲南下。今言所泊门外之船，乃欲往东吴万里之船也”。王嗣奭评论此诗也论及杜甫去向：
是自适语。草堂多竹树，境亦超旷，故鸟鸣鹭飞，与物俱适，窗对西山，古雪相映，对之不厌，此与拄笏看爽气者同趣。门泊吴船，即公诗“平生江海心，宿昔具扁舟”是也。公盖尝思吴，今安则可居，乱则可去，去亦不恶，何适如之！
王嗣奭所论涉及草堂环境、杜甫志趣等，重点不是说杜甫去处问题，但是，也指出杜甫此诗透露了去江东的计划。杨伦说得最明白：“句亦寓下峡意。”浦起龙也认为“去蜀乃公素志”。
其实，杜甫早就有到江东的打算，有关诸诗中已有所流露。唐肃宗乾元二年岁末，杜甫一家到达成都后，其《卜居》诗就说：“东行万里堪乘兴，须向山阴上小舟”。后来，他流落到梓州，其《春日梓州登楼二首》之二诗云：“战场今始定，移柳更能存。厌蜀交游冷，思吴胜事繁。应须理舟楫，长啸下荆门”。更有诗题作“将适吴楚留别章使君留后兼幕府诸公”。严武再镇蜀，杜甫回到草堂所作《草堂》诗也说：“贱子且奔走，三年望东吴”。显然，杜甫东游之思非一时兴起，因此，冯至等认为：“门泊句，蜀江东下，在成都城外上船，可以直达吴地，杜甫此时很想去蜀游吴”。实际上，联系当时的背景，杜甫的想法很好理解：安史之乱时期，不少中原诗人避乱到了江东，当时李白就盘桓在宣城、当涂等地，盛唐、中唐之交，一批诗人活跃在江南地区，因为那里没有受到中原战乱的影响，社会相对比较安定。
严武邀请杜甫回到成都并担任节度参谋，而杜甫则表达了前往江东的打算，这里显然还透露了杜甫另外一个心思。前引王嗣奭的论述，他提及《世说新语·简傲》的典故：“王子猷作桓车骑参军，桓谓王曰：卿在府久，比当相料理。初不答，直高视，以手版拄颊云：西山朝来，致有爽气。”王嗣奭认为，杜甫此诗所表现的感受“与拄笏看爽气者同趣”，可见杜甫以不做官为乐，他很喜欢草堂这个居家环境。为什么不喜欢做官？王嗣奭提到杜甫回到草堂创作的另外一首诗《破船》中的诗句：“平生江海心，宿昔具扁舟。岂惟青溪上，日傍柴门游。”“江海心”其实在志向高洁的盛唐诗人中具有普遍性，而杜甫早年疏救房琯之难的经历，卷入复京之后一时二帝复杂政争的感受，在华州司功参军任上主动辞官西去，就已表明杜甫对官场的彻底失望，而严武荐举杜甫再次进入官场，杜甫犹疑之意应该是很明确的。浦起龙对此有比较细致的解读：
鹂止鹭飞，何滞与旷之不齐也？今西岭多故，而东吴可游，其亦可远举乎？盖去蜀乃公素志，而安蜀则严公本职也。蜀安则身安，作者有深望焉。上兴下赋，意本一串，注家以四景释之，浅矣。
浦起龙认为此诗含蓄地表达了厚望严武用心镇蜀之用意，显然杜甫担心蜀地形势不稳定，虽然杜甫担任了节度参谋乃至被严武表荐为检校尚书工部员外郎，但是，杜甫仍然随时准备弃官而前往江东。事实也证明，严武甫一去世，杜甫就匆匆忙忙离蜀出川。浦起龙基于比兴传统理论对此诗的解读与众不同，虽属于一家之言，不过确有一定根据。
其实，这首诗是组诗之一首，而组诗间必有内在关联，以往学者都忽略了这个解读视角，我们可以从四首诗的内在联系来理解杜甫的心思：
堂西长笋别开门，堑北行椒却背村。
梅熟许同朱老吃，松高拟对阮生论。
（之一）
欲作鱼梁云复湍，因惊四月雨声寒。
青溪先有蛟龙窟，竹石如山不敢安。
（之二）
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
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
（之三）
药条药甲润青青，色过棕亭入草亭。
苗满空山惭取誉，根居隙地怯成形。
（之四）
第一首说种菜,第二首说捕鱼,第三首说风景,第四首说种药。第一首，可见杜甫的隐逸之趣。第二首，寓意不敢冒险取利。至于第四首，浦起龙评价说：
下二，就药寄慨。空山隙地，萧闲寂寞之滨也，亦无取于见知矣。与首章意略同。观此，知幕职之就，亦强而后可。
可见，第一、第二、第四首诗，都有不愿出仕之意，所以，第三首诗应该与其他三首主题、表达的思想倾向一致。
因此，可以说，这首诗不仅表达了杜甫对草堂闲雅风景的喜爱之情，而且含蓄地流露了不愿出仕的想法。就杜甫创作目的而言，我们甚至可以如此推测：他希望此诗的读者也许是严武。
明代学者王世贞说：“十首以前，少陵较难入；百首以后，青莲较易厌。”这个比较中所流露的或扬或抑的态度并不合理，不过，也一定程度上揭示了杜诗丰富性的特点。朱自清评论古直《陶靖节诗笺定本》时指出陶诗的重要特点是富有深度。如果说陶渊明诗歌的深度，是晋宋易代之际政治形势的复杂，迫使一个有立场的诗人不得不闪烁其词以隐讳其立场之结果。而杜诗的深度，则主要是作为伟大诗人生命感受的丰富以及表达能力的强大所造成的。这首小诗看似清新流丽，通俗易懂，可是内涵丰富，表达富有深度，正体现了伟大诗人创作的特点。
三、“平凡事物的美学升华”
正因为对官场的疏离立场，导致杜甫到达成都后生活立场的调整以及诗歌美学观念的变化。
杜甫本来是一个“政治诗人”，如“三吏”“三别”等诗歌就是反映政治时事的作品，其早年观望泰山产生的却是“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望岳》）这一言志的隐喻，后来寒冬之际跋涉陇蜀道中，他发出“大哉乾坤内,吾道长悠悠”（《发秦州》）的感叹，其实也是一语双关，此道既是陇蜀之道，也是人生之道。可是，“曾城填华屋，季冬树木苍。喧然名都会，吹箫间笙簧”（《成都府》），来到富丽繁华的天府之国中心成都，杜甫在继续关注政治的同时，也开始享受这里丰足的物质生活和美丽的风景，舒展一下他多年紧张而疲惫的身心。
生活处境的变化引起了杜甫诗歌内容乃至艺术风格的变化，作为一名生长于中原地区的“外来客”，杜甫对成都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非常敏感，当初营建草堂他就特别注意环境问题，如《江村》写道：“清江一曲抱村流，长夏江村事事幽。自去自来堂上燕，相亲相近水中鸥。老妻画纸为棋局，稚子敲针作钓钩。多病所须唯药物，微躯此外更何求。”这里环境清幽，生活安闲。杜甫喜爱草堂的花草树木、氛围环境：“落日在帘钩，溪边春事幽。芳菲缘岸圃，樵爨倚滩舟。啅雀争枝坠，飞虫满院游。浊醪谁造汝，一酌散千忧。”（《落日》）故《旧唐书》本传云：杜甫“于成都浣花溪里种竹植树，结庐枕江，纵酒啸咏”。
我们注意到，杜甫刻意突出草堂生活之自由、闲雅，表达了隐逸之趣，古今学者都注意到这类作品和晋宋之际的隐逸诗人陶渊明的田园诗具有某些类似之处。其实，虽有相同，但差异还是明显的。陶渊明《归园田居》其一：
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
这里的环境异常安静，陶渊明不关注外面世界，他刻意与人间保持距离。又如其《饮酒》其五：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陶渊明刻意追求隐居。对比起来，草堂风景秀丽，却并不偏僻，甚至还很热闹，而且，杜甫起居于草堂，放眼于草堂之外，他的心思依然关注着人间。由此可见，杜甫并不是隐士，他热爱人间，杜甫具有强烈的人间关怀——杜甫生活在人间，热爱世俗生活。不过，杜甫以往关注的是人间政治，现在，在草堂，他开始关注并享受生活之乐。杜甫不想做官，并不是要做隐士，而是要过自由自在的生活，这种日常的场景和普通的生活也具有浓厚的诗意，因此，杜甫情不自禁，“饶有兴趣地把自己的日常生活以及草堂周围的一草一木写进诗歌，给我们留下了许多生趣盎然的佳作”。所以，李因笃评价第一首诗“朴甚，然自雅”（《杜诗集评》卷十五），正可以用之评论这组诗乃至杜甫草堂时期所有描写草堂风景和生活的诗歌，杜甫草堂时期的创作可谓人间生活风景的发现。
胡适在《白话文学史》中这样评价杜甫：李白虽然“咳唾落九天，随风生珠玉”，然而我们凡夫俗子终不免自惭形秽，终觉他歌唱的不是我们的歌唱，他在云雾里嘲笑那瘦诗人杜甫，然而我们终觉得杜甫能了解我们，我们也能了解杜甫。杜甫是我们的诗人，而李白终于是天上“谪仙人”而已。鲁迅先生也认为：陶渊明、李白、杜甫都是中国古代第一流诗人，可是“我总觉得陶潜站得稍稍远一点，李白站得稍稍高一点，这也是时代使然。杜甫似乎不是古人，就好象今天活在我们堆里似的”。——他们都注意到杜甫的人间关怀。这首绝句，也反映了杜甫生活立场的变化：他以往只是关注政治，而来到草堂之后，他不仅关注政治，也开始享受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情趣。
四、绝句创作模式的突破
乾隆御定《唐宋诗醇》评价此诗云：“虽非正格，自是绝唱。”如何是绝句的“正格”？杜甫此诗在哪些方面突破了这个“正格”？如何评价杜甫的突破？
先看格律。七言律诗有四种格律形式，都押平声韵。杜甫此诗采用的是仄起式、首句不用韵的格式：
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
仄仄平平平仄仄（仄）平仄仄仄平平
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
平平（平）仄平平仄（平）仄平平仄仄平
此诗“一”“西”“门”三个字不符合平仄要求，不过，“一三五不论”，不存在平仄失对失粘的问题，符合七绝首句仄起不入韵的格式。押韵也没问题，按照平水韵，韵脚“天”和“船”在同一韵部。此诗突破了绝句“正格”的哪些方面？明代杨慎的论述很明确：
绝句四句皆对，杜工部“两个黄鹂鸣翠柳”一首是也，然不相连属，即是律中四句耳。
仇兆鳌《杜诗详注》引用了杨慎此评之后，还系统列举了唐诗绝句对句的类型。其实，从唐代绝句的数量来看，对起对结的比例也不少，不过，在《唐宋诗醇》作者看来则非绝句之“正格”。这首绝句就是对起对结，而我们认为这正是杜甫有意的突破与创新。杜甫当然熟悉绝句的格律要求，他却有意突破之，表明了他对对仗之美的格外垂青，正因如此，他才最擅长写律诗。明代学者胡应麟就说：
杜之律，李之绝，皆天授神诣。然杜以律为绝，如“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等句，本七言律壮语，而以为绝句，则断锦裂缯类也。李以绝为律，如“十月吴山晓，梅花落敬亭”等句，本五言绝妙境，而以为律诗，则骈拇枝指类也。
当然，胡应麟以“断锦裂缯”之喻对杜甫绝句的对仗有所认可，却用“骈拇枝指”明确否定李白律诗的非对，不一定合理。杜甫最好的律诗往往开头两句都采用对仗，如“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春望》、“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登高》等等。可以说，对对仗的特别爱好，就是杜甫的诗歌美学之一。
杨慎不仅指出这首诗对起对结，而且指出这四句意思不相联系，他认为不符合规范，而这其实也是另外一个杜甫有意的突破与创新。洪迈最早谈到绝句“不贯穿”这一现象。所谓“不贯穿”，是指四句之间没有什么关联。杨慎所谓“不相连属”，也就是洪迈所谓的“不贯穿”，就是平行描写。杜甫这四句诗确实分别写了四样东西或场景，看起来彼此没有关联，因为没有像其他人的绝句那样写人物活动，也没有写事件，自然在结构上没有起承转合，看不出层次。问题是杜甫此诗真是“不相连属”吗？前引仇兆鳌说此诗“咏溪前诸景。此皆指现前所见，而近远兼举”，杨伦说“此皆就所见掇拾成诗，亦漫兴之类”。所谓漫兴，就是触景生情，随遇所感，“似漫不经心也”。他们其实都揭示了杜甫通过这种貌似机械的句式和描写，表达了对这个环境的喜爱之情，这些诗句之间明显具有内在的关联性——融情入境，情景结合。其实不止这首诗如此，杜甫创作于回归草堂时的《漫成》也是如此：“迟日江山丽，春风花草香。泥融飞燕子，沙暖睡鸳鸯。”萧涤非先生就指出：“全诗四句皆对，一句一景，似各不相干，其实是一个整体，因为具有同一的喜悦情调。杜甫曾说：‘藩篱无限景，恣意买江天’，这就是他买得的景色了。”当然，如果按照浦起龙的理解，本诗“上兴下赋，意本一串，注家以四景释之”，这种关联更深刻、内在。总之，我们认为，这四句还是有着内在的联系，是作者所闻所见，人隐藏在景物后面，作者有意展示这些风景，这些风景都是草堂特有的风景，而且是杜甫可以加以呈现，并非刻板的没有生气，实际上是景中有情，景中有人。
明代学者杨慎还谈到此诗的影响：
绝句者，一句一绝，起于《四时咏》“春水满四泽，夏云多奇峰。秋月扬明辉，冬岭秀孤松”是也。或以为陶渊明诗，非。杜诗“两个黄鹂鸣翠柳”实祖之。
此诗每句写一景，看起来正是杜甫的有意突破，并且影响了后来者，如欧阳修《梦中作》：“夜凉吹笛千山月，路暗迷人百种花。棋罢不知人换世，酒阑无奈客思家。”《高斋诗话》记载：“东坡《题真州范氏溪堂诗》云：‘白水满时双鹭下，绿槐高处一蝉吟。酒醒门外三竿日，卧看溪南十亩阴。’盖用杜老诗意也。”
五、由小见大与杜诗的崇高感
杜甫诗歌具有一种突出的崇高感，这来自他忠君爱民的情怀，来自强烈的忧患意识，来自雄伟、壮阔的环境意象描写，也来自个体面对宇宙无限的抗争感，这最后一点在本诗中有突出的体现。
一般来说，诗歌往往写眼前景、身边事，可是，杜甫的诗歌不仅能够情、景结合，而且将个人生活与社会感受、眼前景象与政治形势关联，将时间与空间关联，特别是还能将动与静、大与小、远与近、实与虚等互为相反的要素结合，以动衬静，从小见大，相反相成，诗境开阔宏伟壮美，具有一种特殊的崇高感。这是杜甫诗歌的重要特点。杜甫也是自觉追求这种诗境：“咫尺应须论万里”（《戏题王宰画山水图歌》）。陈贻焮先生就说，“窗含西岭千秋雪”显示了杜甫“早就懂得以窗牗取景”，而我们知道这正是明清时期江南园林造景的一种方式，这正是由小见大、从近见远的独特技巧。这首诗正是如此，诗人虽生活在草堂的园林里，可是其思想飞扬在“千秋”“万里”之间，个体与无限相对照，个体渺小而精神却展现出伟大。程大昌《演繁露续集》（卷四）云：“诗思丰狭，自其胸中来。若思同而句韵殊者，皆象其人，不可强求也。张祜送人游云南，固尝张大其境矣，曰‘江连万里海，峡入一条天’。至老杜则曰‘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又曰‘路经滟滪双蓬鬓，天入沧浪一钓舟’，以较祜语，雄伟而又优裕矣。”刘辰翁评论此诗说：“如此千秋万里，是甚气概，非苟也。”
其实，任何诗人写诗都不是客观地呈现自然、事件，而是表现自己的生命感受，诗歌境界也是思想与人格境界。冯友兰在《新原人》中将人生境界分为四个层次，依次是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天地境界的特征是：在此种境界中底人，其行为是‘事天’的”，“人不但应在社会中，堂堂地做一个人；亦应于宇宙间，堂堂地做一个人。人的行为，不仅与社会有干系，而且与宇宙有干系他觉解人虽只有七尺之躯，但可以‘与天地参’；虽上寿不过百年，而可以‘与天地比寿，与日月齐光’”。杜甫习惯将个体置于无限的宇宙中，显示人的渺小和伟大。《孟子·尽心下》云：“可欲之谓善，有诸己之谓信。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杜甫思想正来自儒家思想，换言之，杜甫诗歌的崇高感，根本上与儒家思想的影响存在密切关系。顾随认为，“真的山水当然大，而且不但可发现高尚的情趣，且可发现伟大的力量”，“老杜诗苍苍茫茫之气，真是大地上的山水。常人读诗皆能看出其伟大的力量，而不能看出其高尚的情趣”，并具体论及杜甫此诗的思想性质与高度：他认为此诗“高尚、伟大”，前两句“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清洁，由清洁而高尚”，后两句“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有力，伟大”：
前两句无人，后两句有人，虽未明写，而曰窗、曰门，岂非人在其中矣？后两句代表心扉（hearts door）。在心扉关闭时，不容纳或不发现高尚的情趣、伟大的力量。诗人将心扉打开，可自大自然中得到高尚伟大的情趣与力量。“窗含”“门泊”，则其心扉开矣。窗虽小，而“含西岭千秋雪”；门虽小，而“泊东吴万里船”。船泊门前，常人看船皆是蠢然无灵性之一物，老杜则看船成一有人性之物，船中人即船主脑，由西蜀到东吴，由东吴到西蜀。“窗含西岭千秋雪”一句是高尚的情趣，“门泊东吴万里船”一句是伟大的力量。后人皆以写实视此诗，实乃象征，且为老杜人格表现。若不如此，未免辜负老杜诗心。
顾随先生所论至确！总之，杜甫对日常生活的喜爱，“日常事物的美学升华”，对绝句“正格”的突破和通过由小见大等技法的使用造成的精神崇高感，正是杜甫诗歌独有的美学追求。所以，我称之为杜甫的美学。由此我们看到，由于生活经验的变化，杜甫的生活立场和诗歌美学观念相对于同时代的盛唐诗人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杜甫熟悉并遵守既有诗歌形式规范，但他又不机械地受形式规范限制。他熟悉规则，可是形式使用久了，就失去表现力，因此，他会根据生活感受与艺术陌生化的需要突破规则，比如杜甫“三吏”“三别”为代表的新题乐府诗，貌似很笨拙，可是，杜甫能够化俗为雅，化拙为巧，从而表达自己的艺术创造和独特的生命感受。这种突破和那种因不熟悉规则所导致的破坏规则完全不是一回事，这其实是伟大作家独有的一种巨大的文化创造力，正是伟大诗人不断的突破，才创造了新的艺术经验，进而引导和推动着诗歌史的不断演变和前进。
▼往期精彩回顾▼
杜甫研究学刊 ∣一个有态度的公众号